范进在发疯之前，是个十足的可怜人。
他自二十岁应试，一直考到五十四岁，连个秀才都没拿到。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还常常被岳丈打骂。
就在茫茫的黑夜之中，他看到了一束光：广东学道周进主持院试时，见范进文字“一字一珠”，便取其为第一名，还鼓励道：“龙头属老成。本道看你的文字，火候到了，即在此科，一定发达。”
于是，范进执意参加乡试，中了举人，高兴得发了疯。随后，范进赴京会试，拜见周进，周进在人前称赞他，为其打响了名声。范进也不负恩师所望，中了进士，当上山东学道。
范进是个忠厚的好人，周进是个慧眼识珠的官员，知识确实改变了命运。然而，范进的发疯让这一切看来是多么的讽刺。
后来，周进托范进照顾一下自己的学生荀玫，范进尽心尽意搜索考卷，却在已录取的案卷中找到了荀玫的名字。还有一次，秀才梅玖在山东考试，因文字荒谬，成绩太差，按例要受处分。梅玖哀告求情，谎称周进是他的“业师”，范进见是“我周老师的门生”，告诫了几句，从轻发落。
周进在成为范进的恩师之前，是私塾老师。他六十多岁还是一个秀才，只能靠做塾师来补贴家用。那时，没有人把周进当回事，即便教的学生中了举人，也得不到多少的尊敬，反而还被辞退。旁人冷嘲热讽，其中就有梅玖。
茫茫的黑夜之中，周进看到了一束光：他正欲寻死，一头撞在号板上，不省人事。苏醒之后满地打滚，放声大哭。几个商人看到了，每人拿出几十两银子，让他纳监进场。这才有了后来的“恩师”周进。
周进和范进的故事，就像是小说家吴敬梓精心打造的一面历史之镜，虚虚实实，重重叠加，既有科举时代中个体命运的强烈折射，也有科举制度下人情世故的真实写照。
江南贡院。图源：梁悦琛
01
清末进士商衍鎏将老师分为两种：“受业师”与“受知师”。概言之，前者在于教导，如塾师；后者在于提携，如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和阅卷者。当然，受业师也可以转化成受知师，比如《儒林外史》中周进提携荀玫。
考官录取表现优异的考生，是职责所在，但对被录的考生来说，就是再造的恩德。尊其为“座主”，自称“门生”，也是合乎情理之事。因此，不需要日积月累的交往，“一日之相遇，而定其终身之分”。
长久以来，人们对于这一利益关系并不抵触，尤其是那些久困科场的士人。
唐人韩愈说：“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仕途漫长崎岖，需要有人引路。
明人谢肇淛也认为: “拜主司为门生，自唐以来然矣！策名朝廷，而谢恩私室，诚非所宜；然进身之始不可忘也，士为知己者死，执弟子礼非过也。”没有“老师”的录取，皇恩再浩荡也不会落到学生的身上。
作为科举制度的衍生物，座主、门生关系自诞生之初就与利益缠绕在一起。门生所求自不必说。座主当然抱有为社稷取才的想法，但是也不妨碍他们有着自己的小心思：贪财者希望门生常来拜访，以此索取钱财；位高权重者想要网罗新贵，相互援引，形成一方势力；文学领袖栽培后进，寻找继承人，发扬本派学问；更多人就是给自己和家族留条路，希望门生得势之后能够照拂一二。
当科举制度越来越完善，座主、门生关系也就越来越普遍。细数那些在史书上留名的权臣，谁不是由卑微门生成长为一方巨擘？谁又不是桃李满天下的座师呢？
以明后期为例。严嵩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拜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时年六十有余，门生阿谀他，称其为“老师”。此后，“老师”一词流行开来。嘉靖三十二年（1553），杨继盛弹劾严嵩“五奸十大罪”，却被下诏狱，受尽折磨，最后以假传亲王令旨论罪，处以绞刑。当时负责此案的刑部尚书何鳌就是严嵩的门生。
借助门生清理敌对者，不独严嵩一人这么干。隆庆三年（1569），高拱第二次入阁，把他的一众门生安排在言官岗位上，夸张时“其门生为台省百许人”。这些人四处弹劾，指哪打哪，堪比一支军队。
有时，门生也会反噬座主。万历四年（1576），巡按辽东御史刘台弹劾座师张居正“擅作威福，蔑祖宗法”。张居正气极，对皇帝说道：“国朝二百余年，未闻以门生排师长者，计惟一去以谢之！”皇帝将刘台下诏狱，张居正明面上为其求情，暗地里罗织罪名，刘台经不住折磨，“暴卒”。然而，雷霆手段并不能震慑他人，弹劾张居正者后继有人。万历五年（1577），其门生吴中行、赵用贤弹劾张居正夺情一事，二人虽被施以廷杖，却也名声大震。
天启元年（1621），后金相继攻陷沈阳、辽阳，右佥都御史王化贞巡抚广宁，与辽东经略熊廷弼不和。当时，内阁首辅叶向高为王化贞座师，偏袒于他。结果，广宁之战惨败，王化贞弃城而走，回来之后还参与陷害熊廷弼。乾隆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发出感慨：“吁！师生门户之害人家国，如此之甚，岂不可畏哉！”
顾炎武也对明朝晚期的师生关系痛骂道：“朋比胶固，牢不可解；书牍交于道路，请托遍于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颠倒之，皆此之繇也。”
乾隆和顾炎武二人的身份非常耐人寻味。乾隆的视角代表的是皇帝，对皇帝而言，天下每一个臣民都要绝对忠于君主，怎么能私自授予权力呢？因此，自唐以来，每个朝代都曾下令禁绝师生结交，严刑峻法、劝教谕示，无所不用。但皇帝既不能一人独治天下，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也不可能由其独揽，他必须任命考官才能完成其事，师生关系便成为禁而不绝的悖论。
顾炎武则代表了在野的士大夫群体（也包括很多在政治斗争中失势的人），他们本就被排斥在外，自然对政治场的各种圈子十分厌恶。如果他们能够进入游戏，能够得到上位者的赏识，他们还能忍受官场寂寞主动拒绝座师的提携吗，还会对科举时代的师生关系作出决绝的批判吗？这显然需要打一个问号。
顾炎武画像。图源：网络
本质上，权力是一种稀缺资源。随着王朝存续时间的推移，官缺不太可能大幅增长，已经拥有权势的人想要继续维持，没有权势的人拼了命也要通过科举，此种隐性或显性的权力竞争，只会导致权力本身越来越稀缺。只要功名稀缺，只要“录取者”和“被录取者”都能彼此相认，座主、门生关系就不可能禁绝。
到了晚清，“老师”已经泛滥成灾了，有蒙师、受业师、受知师、恩师、荐卷师、座师、肄业师、问业师、游学师、社学师、课师。科举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拜师，县试、府试、复试、朝考、殿试、拔贡、补廪……所有与科举有关的官员都能成为老师，读卷的、阅卷的、监考的、书院里考察学业的……甚至，老师还会带着学生去自己的师门拜谒，称“太老师”“太老夫子”。如此景象，已成常态。
不断增添的“老师”名单，其实只是在不断印证一件事：权力越发稀缺了。
02
座主与门生不仅仅是利益的结合。许多师生在长期的交往中，确实建立起了真挚的情谊。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一位名叫欧阳修的文人在礼部省试中大放异彩，夺得第一。那年的主考官为晏殊。几个月后，欧阳修在殿试中唱甲科十四名，进士及第。作为师生，欧阳修与晏殊的关系不算亲密。欧阳修刚直不羁，晏殊平和中正。庆历年间，晏殊任枢密使。一日天降大雨，晏殊宴请宾客，大家争相赋诗。欧阳修感念宋夏战事，写下一句：“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众人皆歌功颂德，独独欧阳修如此扫兴，晏殊颇为不爽，对人说道：“昔日韩愈亦能作诗词……却不曾如此作闹。”
宰相杜衍对欧阳修也多有扶持。二人都是个性刚直之人，有什么说什么。景祐二年（1035），杜衍荐举欧阳修的同年石介，随后石介失言被罢官，欧阳修直接写信指责杜衍，说杜不敢为石介仗义执言：“介，一贱士也，用不用当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举动也。”
后来，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离开，杜衍被贬。欧阳修本可置身事外，但依然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而被贬；而晏殊处事圆滑，不施援手。
杜衍死后，欧阳修在《祭杜祁公文》中说：“呜呼！进不知富贵之为乐，退不忘天下以为心。”这和范仲淹的“进亦忧退亦忧”多么相似。致仕之后，欧阳修还念念不忘对杜衍立下的誓言：“掩涕发陈编，追思二十年。门生今白首，墓木已苍烟。报国如乖愿，归耕宁买田。此言今始践，知不愧黄泉。”
从欧阳修、杜衍身上，不难看出理念的契合与传承。
等到欧阳修作为“老师”，他也如杜衍一样荐引人才。时人说：“世之号能文章者，其出欧阳之门者居十九焉。”
嘉祐年间，放弃功名的苏洵进京，以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投贽于欧阳修，欧阳修看后大为惊叹，并将其传给公卿大臣阅看。苏洵之子苏轼进士及第之后向欧阳修献文，欧阳修直接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曾巩高中进士之前，也是得到了欧阳修的大力称赞。
一句话，便可使科场失意、默默无闻的地方士人，在人才济济的京城扬名立万。提携后进不是难事，有权势即可，慧眼识才方是真功夫。看看“欧门”的文人，哪个不是真材实料？
欧阳修提携后进并不总是带来好的结果。嘉祐元年（1056），欧阳修作《赠王介甫》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这时，他似乎将王安石当成了自己的继承者。然而，王安石对政治的兴趣要大于文学。二人的政见也不和，王安石要改革，欧阳修不喜扰民之举。因此，王安石常常排挤自己的老师。
熙宁三年（1070），宋神宗想要起用欧阳修，王安石对皇帝说：“宁用寻常人不为梗者。”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请求致仕。王安石对皇帝说：“如此人，与一州则坏一州，留在朝廷则附流俗坏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
虽然王安石没有成为欧阳修的继承者，但欧阳修还有苏轼，还有曾巩。尤其是苏轼，身边也渐渐聚拢了一批志同道合之友，人称“苏门”。虽然欧、苏二人无法摆脱党争的影响，但他们在那个互相倾轧的年代是一股清流。才华出众，人品相对可靠，坚守理念，距离政治风暴有一定的距离，这让他们的师生关系看起来干净很多。
然而，这是一道不可复见的美丽风景。
欧阳修画像。图源：网络
汴京的风景常常是这样的：士子们游走于权贵之家，往往一日之内，马不停蹄拜访数地，最多可至十余家。宅园门口常有阍者把守，士人递上名刺，还要看他的脸色，最好孝敬一二。进了门之后，拿出准备好的古玩字画，以及精心挑选的诗作，看看能不能入权贵的法眼。如果不能受到赏识，顺势作为讨教的内容，如果有幸获得了对方的指点，便有了一层师生的情谊。
而亚洲局势同样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日本和印度这两个野心勃勃的国家一直在释放出危险的信号，而菲律宾和越南这两个墙头草国家则试图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提高自身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黑海局势也不容乐观，北约国家不断紧逼，而俄罗斯则毫不示弱，绝不会在敌人面前低下头。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紧张和忧虑之中。
伊朗总统遇难，这无疑是一件大事儿。对此，我们在表示哀悼之余也不免会有疑问，此事究竟是“意外”还是“人为”呢？接下来，本文就来对这两种情况的可能性进行一个分析。
神宗朝，王安石主持变法，想要不拘一格提拔人才。按宋代的祖制，执政（副宰相）的私宅迎接宾客有定数，而且官员来往限制极严。为了广收人才，王安石便放开限制，无论官职贵贱皆能进来。进来的人不敢在厅堂里直说请托之事，往往要等到主人在堂下送客的时候才讲明。拜访的人太多，就连假日都堵着门，王安石无奈让阍者在门外张贴告示：“假日不见客。”另外，一般见执政，是不用笏的，但人们向王安石行礼时都用笏。
厅上不说话，堂下说话；假日不见客，非假日见客；堂上不出笏，而见客时出笏。人们将这一奇特现象称之为“三拗”。
王安石博学多闻，乃当世宗师，一旦做了王安石的门生，便名重天下。等到宗师在朝堂过了气，“人人讳道是门生”，甚至还要写书诋毁王安石之学。再到宋哲宗诏令王安石配享神庙，人们又开始说自己是其门生，有好事者就把前词改为“人人却道是门生”。
世风日下，偶像倒塌只是表象。当权力的交易摆上台面，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人格的贬值。难怪时人说：“百物踊贵，只一味士大夫贱。”
王安石画像。图源：网络
03
现代人对于传统总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其中一个就是“师道尊严”。古人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尊师重道，或者说他们尊重的老师背后，明显还有着别的什么东西。
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写道：“今人之所最急者举主，次殷勤者主司，而少时受业之师，富贵之日，非但忘其恩，并且忘其人矣。”士人最看重的老师，是对他们前途有所帮助的座师，而不是真正传道解惑授业的老师。后者很难感受到为师的尊严，多是辛酸与屈辱。
蒲松龄《学究自嘲》诗云：“墨染一身黑，风吹胡子黄。但有一线路，不作孩子王。”读书人的出路，大致有两条：一是出仕，二是处馆。但是，没有人会把处馆教书当成人生的目标。从读书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怀抱着金榜题名的梦想，渴望从一介布衣变成朝堂公卿。等到被现实一巴掌拍醒，发现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只能倍感失意。生活还要继续，可一个读书人还能做些什么呢？不会耕田，不会经商，不会手工，所有的路都堵死了，最后只能走进私塾，当起塾师——这显然是没有出路的出路而已。
在一些重视教育的地方，由于乡规和士绅的倡导，塾师的地位不算太低。比如明代的太湖名师钟鼎，以“方正严师席”闻名，以至“学人不敢仰视”。但总体而言，塾师的境况都挺惨的。
如果我们翻阅一些塾师的笔记，就能明白他们的苦楚。他们往往是贫寒士人，住在东家的屋子里，寄人篱下。饮食仰仗于主人，比仆人要好一些，但很难见荤。开学之后，就不能回家，长时间抛妻弃子。私塾的环境往往很差，上漏下湿，门窗残破。塾师睡在稻柴之上，盖着一条粗布，夏天蚊虫叮咬，冬天枕席冰凉。他们对待学生，打不得，骂不得，毕竟那是主人家，一个不小心，就会丢了工作。
虽然整个社会都在呼吁尊重老师，然而，一个科举的失败者能得到什么好的脸色呢？从事这份职业，就意味着人穷志短。更何况，满大街都是失意的读书人，你要是放不下尊严，有的是人放得下尊严。蒲松龄曾言：“沿门磕头求弟子，遍地碰腿是先生。”以前读书人挤破了脑袋想要当官，现在拼了命想谋得一份馆职。
相传，一户官宦人家，延聘塾师教其子弟。一日，塾师请假还乡，东家令仆人持伞相送。路上，长工赋诗道：“山前山后雨蒙蒙，长工持伞送长工。酒席筵前分上下，一年工价一般同。”塾师一听，这不是在讽刺自己和长工无异吗？第二天，塾师正准备去告状，碰见奶妈，将此事捅出，奶妈说：“他也配比先生？我才与先生一样呢。”塾师一听，万分惊诧，问道“我们如何一样呢？”奶妈回答：“我是哄孩子，先生你也是哄孩子，我们两人岂不是一样？”
若是学生取得了功名，更加看不上穷酸的塾师。明代，有一人名叫沈玉邻，年轻时才华横溢，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许多人慕名而来，拜认老师。每年正月初一，即使是远居二十里之外的弟子都来拜岁。但沈玉邻时运不济，屡试不中，学生的态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以往来拜岁的人都不来了，甚至还有落井下石的人。晚明以来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其年过四十者，即以为年迈过时而鄙弃之。”年过四十还没有功名，想必将来也不能帮助自己飞黄腾达了，那便不再讲师生之谊。
最可悲的是，塾师也不拿自己当回事。他们的心不在这三尺教室之中，依然困在科举的考场里。《三刻拍案惊奇》中便提到了士人这一心态：“处一小馆，一来可以借他些束脩，资家中菽水；二来可以益加进修。盖人做了一个先生，每日毕竟要讲书，也须先理会一番，然后可讲与学生，就是学生庸下，他来问，也须忖量与他开发。”教书还是为了考试。韩愈的《师说》每个塾师都会背，有几个把自己当成是传道者？
师道坠落，是科举时代必然的产物。
蒲松龄画像。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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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京师大学堂进士馆正式开馆。一些稚嫩的面孔走上了讲台，他们既是留日归来的学生，也是进士学员的老师。
然而，讲台下的学生都是从千军万马中杀出的天之骄子，怎么看得上这群留洋归来的年轻人呢？这些“老师”25岁到31岁不等，比大多数学生年龄都要小，而且没有什么功名，平时见到进士都要表示尊重。年龄大、辈分高、名位在上的人，要向年龄小、辈分低、名位在下的人称门生，简直是倒反天罡！
留学生主办的《大陆报》评论道: “嘻! 谈何容易中一进士。今助教诸公中有茂才者，有布衣者，与进士有仙凡之别，而欲师之，何不自量乃尔。”明为叫屈，实则嘲讽。
在京师大学堂，授课者称“教习”，听课者称“学生”。很快，在学生的压力下，进士馆将教习改称教员，学生改称学员。
后世臭名昭著的章宗祥、曹汝霖便是当时的教习。他们虽战战兢兢，却也要为“老师”争名分。据曹汝霖回忆，徐谦对“老师”傲慢无礼，曹汝霖不堪忍受，于是请辞。监督张亨嘉为此宴请各教员及徐谦，席间大谈尊师之道，委婉地给徐谦上了一课，并将曹汝霖的辞函退回，才算了事。还有一次，章宗祥在批改刑法考试试卷时，徐谦给他写信，称其为“仁兄”。章宗祥认为这样无礼，便将徐谦的试卷交给教务，不给分数。
章宗祥。图源：网络
从后世来看，进士馆的师资堪称豪华。然而，尊卑之见实在太深，教习授课困难重重。比如张奎讲中国地理一课，先发总论一篇，论世界之大势，次及亚东之危险，以讲解西方地理学的宗旨。结果，学生不买账了。他们不懂刑法、商法、诉讼法之类的，还不懂舆地学吗？有一个学生拍案而起，怒骂道：“此等浅浅讲义，泛泛空论，吾辈既中进士，摇笔即来，岂有不解而尚烦汝言。汝置高深而不言，汝不称职，汝请罢席！”学生都闹了起来。张奎只能递交辞呈。还有人讲生理学，讲台下尽是揶揄的目光，如在火上烤。
不过，进士虽然抵制“教习”，但最后都拥抱了西学，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何者为师，何者为生，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科举时代就要过去，天地倒转正规杠杆炒股指平台，“老师”终究要从传统的枷锁中挣脱出来。只有“师道尊严”的时代过去，老师才能得到真正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