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苏军的军纪历来被人诟病，著名战地记者格罗斯曼的回忆录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1945年5月5日，攻入柏林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第3集团军第79军的一个连仅剩下了30余人。傍晚，该连进入一幢已被炸毁了一大半的大楼宿营时，发现有几十名德国平民在此避难。于是，这些苏军官兵对其中的十余名女性集体施暴……

当最后一名苏军从一位女性身上离开时，女人问道：“你们不是自称红军吗？你们不是标榜你们的军队都是高尚的无产阶级吗？难道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高尚？”

这名苏军士兵因为语言不通，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旁边的一位“伊万”听懂了，他用并不流利的德语回答道：

“您说的没错，但那些道德高尚的人都在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或者莫斯科战死了！”

这名士兵说的没错，当苏德战争进行到1943年7月的库尔斯克会战时，苏联已经在全国15个加盟共和国实施了第3次全国总动员了。

受过严格训练，被军纪严格要求的职业军人们，在之前的列宁格勒会战、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已经打光了，此时苏军的征兵标准不得不降到了最低。

“动员兵”是不能和职业军人相提并论的，而“动员兵”的其中一部分，是直接从“古拉格劳改营”里加入军队的。

“古拉格”是苏联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个下属部门，执行侦查、逮捕、审讯、看押等等特殊职能。

在成千上万个“古拉格”营房里，囚禁着不同类型的罪犯，有刑事犯，也有逃兵，但更多的是“肃反时期”逮捕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以百万计。

不太清楚苏联这段历史的人，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苏联在二战爆发前的“政治监狱”。

这样子的“动员兵”，仅仅经过数周训练便被投入战斗，人数虽众却良莠不齐。这些人能在残酷的东线战场上存活三天本就已属奇迹，何况在攻入柏林后还能够幸存下来的人，他们的行为已不受任何纪律约束。

柏林战役中，指挥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科涅夫元帅对此有过感慨：

“苏联是一个联盟，苏军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不能把它当作一个整体。他们在柏林战役中，可以为了救下一个德国婴儿而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但也可能将这个婴儿送还其母后，再来侵犯这位母亲。德国人在苏联的土地上做过同样的事情，这就是战争！”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前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创作的一部纪实长篇小说。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曾经是一名红军战士，他于1919年加入红军第一骑兵师，参加了与白匪军的战斗。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这样一段叙述：

一队拉脱维亚红军步兵战士发现几名俄罗斯红军骑兵正在对一名波兰贵族的妻子施暴，步兵们立即缴了这几个骑兵的枪，像拖狗一样地把他们拖到外面，大声宣布：

“军旗，是战士们的鲜血染红的，绝不允许受到玷污。”

话一说完，这几名骑兵便在雪地里被步兵们枪决了。根本不存在什么审判，执行的是战场纪律。

这从另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苏军早期的战场纪律，早期的苏联红军确实是一支有着钢铁般意志和信仰的纪律部队。

但这样的老战士在二战东线战场已经不多了，50岁的年纪，如果不是将军，就是“古拉格劳改营”里的囚犯，或者早已成为一堆灰烬了。

但是，任何理由也不能成为苏军攻陷柏林后犯下的恶行开脱。

1945年5月8日德国战败投降，6月5日，美、苏、英、法4国代表在柏林签署了《关于击败德国并在德国承担最高权力的宣言》等3个文件后，关于苏军军纪败坏，影响恶劣的案例被盟军一件件，一桩桩地摆到了桌面上。

美国将军乔治·巴顿对此轻蔑地羞辱苏军：

“美国大兵从来不屑于这么干，因为他们有着优雅的谈吐和英俊的脸庞。何况大兵们手里还有巧克力、罐头、饼干和肉色丝袜，他们知道可以拿这些东西和任何女人公平交换。”

这让代表苏联最高统帅部接受德国无条件投降的苏军元帅朱可夫，感到非常没有面子。于是命令苏军柏林城防司令兼柏林苏联卫戍部队司令别尔扎林上将、第3集团军司令戈尔巴托夫上将严肃军纪，彻查上述案件。

别尔扎林上将和戈尔巴托夫上将奉命整肃军纪后，马上组建了庞大的“整肃军纪委员会”，对数百起案件进行仔细的侦查和甄别。

1988年出版的戈尔巴托夫回忆录《岁月与战争》中，戈尔巴托夫上将（请别误读成戈尔巴乔夫）这样写道：

“这件事引起了美英盟友们的极度震惊，在我们公开枪决了千余名违反军纪的士兵后，本来对我们怨声载道的盟友们，却反复致电、致函给别尔扎林和我，请求我们停止整肃，因为被枪决的官兵加起来能有一个团了，他们认为太恐怖了！”

但戈尔巴托夫上将对此却不以为然，对于苏军严肃军纪时的手段，早在8年前他就已经亲身领教过了，所以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1937年10月，戈尔巴托夫在基辅军区担任第6骑兵军副军长时，受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牵连，被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的“蓝帽子”军官逮捕，投入了监狱。

而军长格里戈列夫少将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已经被逮捕了，罪名是“与人民的敌人有染”，后来遭到秘密处决。

其后，戈尔巴托夫的妻子和岳父相继被捕，“契卡”军官命令他们供认戈尔巴托夫的“罪行”。岳父最终在酷刑中死去，而妻子被打掉了满口牙齿后，仍然不承认自己的丈夫参与了任何“犯罪”。

最终，因“串通人民的敌人”，戈尔巴托夫被开除了党籍和军籍，并判处了死刑。

幸运的是，1938年3月，临刑前夜，戈尔巴托夫被突然押送到红军总政治部，被任命为骑兵第6军副军长，并被要求即刻到骑兵第6军驻地向军长朱可夫报到。

但仅仅过了7个月，1938年10月，戈尔巴托夫再次被捕，随后以原来的“罪名”再次被投入“古拉格劳改营”。

直至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某个上午，戈尔巴托夫在“古拉格劳改营”里接到了红军总政治部的赦免文件和任职命令。

“赦免文件”免去了戈尔巴托夫的囚徒身份，“任职命令”任命戈尔巴托夫担任驻乌克兰第25步兵军副军长，并恢复其党籍，军籍及军衔。

于是，戈尔巴托夫从一名囚徒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苏联红军上校。

戈尔巴托夫在回忆录《岁月与战争》中写道：

“古拉格”每天枪决囚徒的枪声从早响到晚，我在里面的3年时间里，每时每刻都做好了被突然拉出去枪毙的心理准备。

我完全不知道从囚徒到军长这一身份的转变究竟是出于战争考虑，还是本来我就是冤枉的。总之，能够从“古拉格”里活着出来，哪怕下一秒就死在战场上，那也是幸运的！”

从戈尔巴托夫在回忆录中的叙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拉格劳改营”的恐怖，也更能够理解，为何戈尔巴托夫在柏林下令枪决了千余名违纪官兵后，仍然能够云淡风轻。

经历过死神锤炼的人，再也不会把死亡当一回事了！

对于上文中说到的，美国将军乔治·巴顿对苏军的羞辱，前苏联国家英雄、前苏联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用以下这段文字作为回击。

赫罗梅耶夫元帅写道：

“1941年，我20岁，是前线的一名步兵连连长，我是从下士直接晋升上尉的。当我升任连长时，全连40多人除我之外，全是列兵军衔。

我这个连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前前后后补入了1400余名新兵，平均每天补充1个加强排。补入新兵的总人数，是这个步兵连编制人数的10倍。

在我的家乡坦波夫省托尔别耶沃区，和我一起参加红军的近千名年轻人，战后只有我和另外一个人活了下来。

战争可以很轻易地把人变成魔鬼，德国人是，我们也是！

战争期间，80万苏联妇女和被俘女兵，成为了德国士兵的“战利品”。

苏联士兵只是在重复德国士兵曾经在苏联人民的土地上做过的同样事情！”

据战后苏联国防委员会的统计数据：

苏联军民在整个二战的东线战场上伤亡超过5000万，其中死亡2800万人。而当时的苏联总人口是1.94亿，苏德战场几乎打光了苏联1/4的人口，而其中的大部分是18至23岁的年轻人。

苏联卫国战争，打光了几乎一代人，留下了1000多万寡妇……

苏联人与德国人有着血海深仇！

对于苏军二战时期的军纪败坏，历来都有许多说法，但“据说”很多，亲历者却很少。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起发生在苏军出兵东北期间，由亲历者讲述的事实。

1945年9月，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要求我党派干部去沈阳协调苏军与我方的行动，中央派出了伍修权等6人奔赴东北参加两军协调工作。

200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伍修权回忆录》，详述了在这一时期发生的两个案件。

在哈尔滨，一名中国女子的手表被一名苏军士兵抢走了。这名中国女子不甘心，有人就给她出主意，让她去苏军司令部状告。

这名女子胆子也大，果真一个人跑去了苏军司令部告状，赶巧不巧，居然在大门口撞见了抢她手表的那名苏军士兵。原来，这名苏军士兵就在苏军司令部供职。

这名女子当即又撕又扯，揪住这名苏军士兵的衣服就是不撒手，吵闹声引起了一名值班军官的注意。

值班军官弄清原由后，根本无视这名士兵的哀求，一句废话没有，从士兵手腕上把手表摘下来还给了这名中国女子，然后抬手一枪，当着她的面，把这名士兵打死在司令部门口的岗亭旁边。

而另一起案件，却令人心痛！

1945年12月14日晚，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哈尔滨卫戍区司令员的卢冬生乘马车外出办事，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两名苏军士兵当街抢劫，便挺身阻止。

卢冬生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且刚刚返回中国，其另外一个身份是苏军中校。于是出示证件，更以一口流利的俄语质问这两名苏军士兵是哪个部队的。

这两名苏军士兵顿时惊慌失措，转身便逃。但就在卢冬生返回马车准备离去时，这两名苏军士兵害怕卢冬生事后追究此事，担心自己受到军法处置。

于是，从背后开枪，将卢冬生杀害在马车旁，年仅37岁。

虽然这桩案件最终成为悬案，但也从另一面反映出，当时驻东北苏军高层，确实是对官兵军纪要求很严的，否则，两个兵痞又何必惧怕卢冬生的中校身份，以至杀人灭口呢？

这只能说明，二战末期的苏军士兵确实素质低下，但并非军队纪律涣散。否则，一支军纪涣散的军队，又如何能以摧枯拉朽之势在短短的10余天内便彻底打垮日本关东军呢？

后来，卢冬生遇害事件直接捅到了苏联最高统帅部，斯大林下令驻东北苏军严厉制裁违反军纪的官兵。

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司令兼军管会主任别洛鲍罗多夫上将，在其后的军纪整肃中下令枪决了数百人。

但就是在这样的高压整治下，苏军官兵的违纪案例仍然没有杜绝，只是比起之前有所减少。

溥仪的弟弟溥杰，他的妻子嵯峨浩在回忆录《流浪的王妃》里，曾经详细讲述了苏军士兵闯进家里勒索钱财，并顺走名贵钟表的经过。

庆幸的是，因为嵯峨浩的身份较为特殊，既是日本皇室成员，又是溥仪弟媳的缘故，苏军士兵劫掠财物之后，最终还是不敢对她本人进行侵犯。

亲历苏军解放东北的康登勤，退休前是山东省鱼台县谷亭供销社的职工。

1941年，6岁的康登勤跟随父母从山东老家逃荒到了黑龙江哈尔滨，一直生活到全国解放后才返回山东老家金乡县。

康登勤老人在《我亲历的日本关东军投降》一书中，这样讲道：

“苏联红军的军纪也是很严的，如果老百姓向苏联军官反映有当兵的抢东西，当官的二话不说，就会把那个兵枪毙。

我就亲眼看到过好几次，有苏联兵在街上抢东西，正好后面有苏联军官走了过来，被抢的老百姓就赶紧向他们反映苏联兵抢劫的事，苏联军官听完后也不说什么，掏出手枪就把抢劫的苏联兵枪毙了。

我们看了后都吓得心惊肉跳，同时也百思不得其解，既然苏联红军的军纪这么严，怎么有些当兵的还会这么坏？”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刚刚创立不久的卫视在吉林长春摄制一部讲述日本关东军暴行的纪录片时，采访了几位长春老人。

记者问道：同样的暴行，日军和苏军有什么区别？

一位老人说道：被日本人祸害了，没地方说理去。被苏联人祸害了，有地方告状，他们是真的手黑，对自己人一点也不袒护，我就亲眼见过好几回他们枪毙自己人。

归根结底，苏军执行军纪时绝不手软，甚至勿须审判，只要有军官点头，就可以当场处决违纪士兵。

但为何苏军士兵的军纪仍然这么差呢？

还是上文说到的，前苏联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写下的那句名言：

战争可以很轻易地把人变成魔鬼！

苏军二战时期的军纪，特别是到了二战末期，已经不能用“军纪败坏”来形容了。战斗时他们是虎狼之师，而休战时，就变成了一群人间恶魔。

苏军攻克柏林后，超过200万德国女性遭到苏军士兵侵害。在柏林各处残砖断瓦的废墟里，随处可见衣衫不整的德国女性。

那呆滞的目光和衣不蔽体的身躯，被盟军战地记者摄入镜头，登上了世界各大著名报刊的头版。

著名战地记者格罗斯曼在朱可夫的办公室里向朱可夫汇报：

“对于德国人民来说，‘苏军红军‘就是恐怖的代名词。”

格罗斯曼在回忆录中写道：

“朱可夫将军听完汇报，皱眉对我说道，从基辅到列宁格勒，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从哈尔科夫到库尔斯克，几百万红军战士的牺牲，让活下来的士兵抹灭了最后的人性。我可以枪毙他们，但我却无法改变他们，这就是战争！”

朱可夫元帅对此心知肚明，却也感到无可奈何……

从1944年9月，苏军发起反攻相继进入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后，士兵们一路走一路抢就成为了普遍现象，尤其是攻入柏林之后。

苏军官兵尤其喜欢抢劫手表，因为手表价值高而体积小，既方便携带又容易变现。苏军士兵的手腕上总是戴着好几块手表，有从尸体上扒来的，也有从活人身上抢到的。

他们总是喜欢把其中最昂贵的一块表调为莫斯科时间，尽管许多人在战争前连手表都没有见过，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辨别手表品牌和价值的能力。

关于如何品鉴手表，苏军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是十分积极的。

朱可夫元帅曾要求苏军政治部门拍摄一张苏军战士将红旗插上德国国会大厦的照片，以此作为宣传，彰显苏军的伟大胜利。

但照片送到朱可夫手上时，朱可夫却发现担纲插旗的那位战士，以及下方两名士兵的手腕上，都戴着好几块手表。

这实在是令人尴尬，朱可夫不得不赶紧命人对照片进行修图。

综上所述，二战末期的苏军，原先军纪严明，训练有素的老兵已经不多了。大多数士兵都是在1943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3次总动员”发布后所征召的新兵。

在第3次苏联全国总动员中，苏军的征兵标准已经降到了最低，成员鱼龙混杂，其中很多人都是从“古拉格劳改营”里直接加入军队的。

正如本文开篇叙述的那样，德国女人质问苏军士兵：“你们不是自称红军吗？你们不是标榜你们的军队都是高尚的无产阶级吗？难道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高尚？”

而伊万们的回答对此做出了完美的解释：

“您说的没错，但那些道德高尚的人都在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或者莫斯科战死了！”

本文资料引自——

著名战地记者格罗斯曼著《苏德战争1941—1945》

前苏联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著《阿赫罗梅耶夫回忆录》

前苏军第3集团军司令戈尔巴托夫著《岁月与战争》

原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伍修权著《伍修权回忆录》

康登勤口述《我亲历的日本关东军投降》在线配资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