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方面，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作证时表示，虽然需要更多数据证明通胀已经缓和，但由于通胀数据的滞后性，美联储不必等到通胀将至2%后才降息，但目前尚不能说对遏制通胀有足够的信心。他还表示，目前美国劳动力市场已经有明显降温，而劳动力市场疲软也是促使美联储考虑降息的因素之一。市场降息预期明显升温，美元指数上周大幅下挫至最低103.725点，美国股市再创新高。不过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事，美元大幅走弱并未能有效对铜价形成带动。

　　一说起金庸先生，大多数人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他是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是著名的报人和社会活动家，是“香港四大才子”的领衔者，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是剑桥大学的哲学博士。很少会有人想到他是一位企业家。尽管在一些知名的网站上，对金庸先生的身份介绍中，有“企业家”这个词，但是，在金庸先生一大串耀眼的身份光环中，“企业家”并不太醒目。而实际上，金庸先生也是一位杰出的企业家，他的企业经营之道，他对企业家精神的践行与发扬，令人景仰，也值得学习。

　　对于新闻从业者而言，能够成为报人，并以报人身份得到社会认可，是一个非凡的成就。会写文章（新闻或评论），思想敏锐，勇于担当，有公认的代表作，有社会影响力——具备这五个要素，才算得上是报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金庸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报人。不仅如此，他还以报人的身份在香港创办了一家报纸——《明报》。在金庸先生的掌舵与运筹下，《明报》从最初的一份报纸（1959年），逐步发展成为拥有多家报纸、刊物和出版社并涉足旅游业的明报集团。1991年1月，金庸先生以明报集团为依托，成立“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并于当年3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由此，金庸先生成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与实控人。

　　《明报》刚出版的时候，日销量只有6000份。为扩大销量，金庸在《明报》副刊上连载自己创作的武侠小说，运用粉丝效应带动《明报》的发展，效果显著。鼎盛时期，《明报》日销量超过18万份，其子报子刊《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明报晚报》等卖得也不错，旗下出版业和旅游业亦风生水起。1991年《明报》上市时，年度盈利达1亿港元，市值达8.7亿港元，金庸独占六成。之后，随着业务的繁荣，《明报》的市值进一步提升。香港《资本》杂志曾评出“90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金庸以12亿港元资产，名列香港百富榜第64位。作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富有的文人”，金庸在公益事业上也经常慷慨解囊，因而备受赞誉。

　　同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科幻小说家倪匡曾说过：“《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一支笔。”金庸不仅在《明报》副刊上连载自己创作的武侠小说，还给《明报》及其子报子刊写社论、写专栏。最繁忙的时候，金庸先生每天要写五篇不同体裁的文章，可谓高质、高产又高能。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质量高，无需多言；他的社论、政论、经济观察、文化随笔，也是见解独到，敢于触碰社会痛点，仗义执言，并且文笔生动，很有可读性，其中亦不乏若干具有传世潜质的佳作。

　　勤奋加才华，让金庸先生取得了事业上和财富上的巨大成功。但是，金庸先生也意识到，《明报》的成败，高度依靠自己的个人才能，这固然很荣耀，却也埋藏着巨大的隐患。为此，他主动为《明报》谋求“去金庸化”，打造保障公司长远发展的“安全垫”。站在今天回头看，《明报》 “去金庸化”的战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着力培养一批有潜质的优秀编辑、记者和专栏撰稿人，让他们在读者中、在市场上提高知名度；第二步，金庸先生逐步从《明报》淡出，并最终将《明报》卖给新的掌舵人。事实上，这两步都成功了。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香港的知名文化人，很多都受过《明报》栽培或惠泽，其中就包括林山木、林燕妮、张君默、王世瑜、胡菊人、亦舒、董桥、陶杰等报人、出版家、作家和评论家。《明报》第二任老板于品海和现任老板张晓卿均为经商高手，在他们帐下，《明报》长期保持着锐气与活力。直到今天，《明报》仍是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

　　1982年，金庸先生曾在《明报》专栏文章《未来的一百五十年》中写道，“一百年前、甚至五十年前的企业家，主要的目的是将别人的钱赚到自己的口袋里，今日开明而有见识的企业家的经营哲学是：向社会提供最佳服务，由此而生存与发展。单纯为赚钱而赚钱，不是很好的经营哲学。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因为整个世界已经改变了。”那时，他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单纯的报人向兼有报人与企业家双重身份之角色的转变。此后，他的写作与企业经营之道，正是他“服务社会”这一理念的行动注脚。

　　回顾金庸先生的企业家生涯，勇于冒险创业、善于创新应变、敏于控制经营风险、乐于承担社会责任这些构成企业家精神的要素，鲜明地闪现其中。而且，他成功了。因此，称金庸先生为杰出的企业家，并非过誉。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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