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无意之举开启人类智慧大门
远古伏羲仰观俯察无意中“一画开天”分阴阳，从此开启了人类认知的智慧之旅。阴阳开、天地分，为人类认知世界宇宙，提供了“彼此参引、互相映照”的参照物，从此打开了人类认知两扇大门。伏羲无意识中画下的这一画，堪比“盘古开天”为人类创造生存空间，肇始了人类认知的“起始点”，所以人们说伏羲“一画开天”是“文明肇始”。
伏羲“一画开天”后，无数先贤先圣就在茫茫黑夜中开始了对认知世界宇宙的探索。其中对中国人认知发展方法与路径最具开拓探索贡献的，我认为有三人：他们分别是创立“儒学”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创立“理学”的宋朝的朱熹、创立“心学”的明朝的王阳明。尽管他们在整体上都属于“儒学”一派，但就研究内容和方法路径上还是有很大不同，也有深浅对错之分。但是就他们的探索研究用起来说，都可堪为“大师级”的人物。
孔子
孔子开创儒学：学易悟“学而知之”之道：格物致知
孔子出生在公元前500多年前，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我国认知方法论的伟大开拓者。孔子自幼博学好礼，中年接触易经，学而不得，三次问道于老子，50岁开始精学易经，居则在席,行则在囊，韦编三绝而不辍，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终于大成。在学易过程中，孔子悟通“学而知之”的道理，发现了人生“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奋斗进取之路。
孔字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道”中有“阴阳”，阴阳是引发事物客观发展变化规律的基本因素，也是认知事物发展变化的互为参照物。道分阴阳，阴阳二分就是“格物”。而人类要想“致知”首在“格物”，“格物”是“致知”的先要条件，也就是说孔子发现了“格物”是“致知”的根本途径。
孔子还发现：要想正确“格物”，做到正向“格物”、正确“格物”，就必须“正心、诚意”，“正心”就是端正“格物”正确方向、正向心态，“诚意”就是端正“格物”态度、真诚专一、全心全意。还揣着“正心诚意”去“格物”，就能走向和达到人生成功之路。孔子由此从学易求道中发现了“仁”，指出“仁”就是“仁者爱人”，就是“泛爱众”，就是爱一切“可以爱、该爱的人”。进而孔子把这种“仁爱”思想，扩大到家庭、社会、天下，那就是施行“仁政”，那就是要推行“贤人政治”，推举贤人治理国家。这就是孔子“仁政思想”的核心。
我们说孔子发现“学而知之”、“格物致知”认知方法和“正心诚意的”正向方向和心态态度是伟大的，但孔子也仅仅限于此为止，具体途径和方法是什么？如何“学而知”、如何从“格物”到“致知”？个人感觉孔子可能懂、也可能知道如何去学、如何去“格”？但孔子没有说。即便到了战国时期的孟子，作为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也只是对孔子学说社会功能和人性善恶进行了深入探索，在认知方法论上，也没能走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路子。
朱熹
朱熹“理学”的认知探索：“以物格物”致知 -“格物映心”、“心即理”
直到距离孔子1700年的宋朝，出现另一个伟大的儒学大师朱熹出现，“格物致知”的方法论才又向前走了一步。朱熹认为“人世间最终的意义是天理”。天理管天下，有了天理就有了世界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秩序。因而朱熹主张“格物致知”需要外求，也就是他主张“以物格物”，认为“以物格物”、“以物映照物”，人类通过观察“物物互相映照”通达“心灵“”就能达到“致知天理”的目的，为此朱熹得出“天理即心”、“心即天理”的理论观点。认为人们只要照着物物映照到人心的天理去做，天下就秩序井然了。
为此，朱熹提出了“知行常相须”理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其要义主要体现在如下话语中：“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反复强调：“为学之功，且要行其知。”“学之之博， 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朱熹认识到：知行要结合，知先行后，行要循知，有知才能行；知是行的先导，行是知的目的。
朱熹也明白知行并重、知行不可偏废的道理。他说：“知和行工夫须著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明确反对知行偏废的做法，他说：“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便病。”“徒明不行，则明无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则无所向，冥行而已。”对只求知而不能行，或只管行而不求知，他认为是一种“盲人摸瞎马”式的“病态冥行”的做法。
在“格物致知”的认知探索道路上，朱熹坚持了孔子“诚意”态度和“正心”的“正能心态”，也对知与行关系中的轻重先后做了深刻阐释，求索态度也体现真心诚意，我们说他比孔子的探索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朱熹这种“以物格物”、“物物映照”天理于“心”的认知方法，果真能得到“天理”吗？朱熹所谓得到的这种“天理”果真就是客观的真理吗？要想得到“对错”的答案，谜底还需要再等到300多年后的王阳明那里去寻找。
王阳明
王阳明“心学”开辟人类认知新途径：两次悟道顿悟开 "以心格物"-心外无物 知行合一
王阳明是“心学”的创立者，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与朱熹不同，他认为：人世间的最终意义是良心、是良知。他不主张讲天下大道理，认为天下大道理都在良心里面。用自己的良心去处世行事，用良心去融化天下相关的事情。天理不在身外而在心间。他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意，心外无禅，一切都在心里”。他也认为“心即理、心即天理”。与朱熹不同的是，王阳明的“心即理”是“以心格物”心感知的天理，而不是朱熹“以物格物”映衬到人心里的“天理”。王阳明认为：心之外的世界没有意义，心里感知到的世界才有意义。
王阳明“以心格物致知”的认知，源于他对朱熹“以物格物致知”的两次悟道证伪。一次十八岁时“格竹悟道”。朱熹认为“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王阳明坐在竹下躬身实践悟道三天三夜，不仅不仅没用“穷竹之理”，反而差点病倒，这是他认识到“理根本就不在竹子上”。另一次是他35岁被贬贵州“龙场悟道”。他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从此他悟道转注于心，主张“以心格物”才可“致真知”，心才是格物的本体，心即是理，心外无理。
在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知是行的立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与行互为表里，没有先后轻重之分，而是“格物致知”的一体两面。格物致知要重“格”，更要重“行”，知行同时进行。在致知方面，王阳明重视“致良知”，认为人心都有善恶两面，要重视发掘人心深处的“真善美”的一面，这就类似于孔子的“正心致仁”，只不过王阳明悟到的是“正心致真致善致美”罢了。所以他才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也就是“致良知”的途径，必须坚持“无善无恶心本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原则去“致知”，得到的才是真知。
王阳明
至此，王阳明通过两次悟道不仅用实践证伪了朱熹“以物格物致知”的错误途径，而且发现了“以心格物致良知”的正确路径，同时也践行了孔子“正心诚意”、发展了孔子“致知”到“致良知”的新高度，从而创立了他独居特色的“心学”理论策略配资，为人类认知找到了一条更完美的路径。